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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跟本地文化结合是一个好的工作方式

来源:大发 | 时间:2018-09-09 人气:3625
  •   7月24日傍晚,在结束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演讲《可持续人居│共享的未来》和我的专访之后,斯宾塞·德·格雷(SpencerdeGrey,下称“斯宾塞”)又马不停蹄地飞往香港。在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众多旅客中,斯宾塞想必是心情最为特别的旅客之一,因为,他担任设计总监和高级执行合伙人的英国福斯特及合伙人建筑设计事务所(Foster+Partners),十余年前正是这座当时全球最大的单体航站楼的设计方之一。

      1991年落成的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是Foster+Partners接手的第一个机场项目——开放式空间、清晰流线、带有自然采光的大屋顶等颠覆式创新,日后在巴拿马托库门国际机场、墨西哥新城国际机场、科威特国际机场和美国新墨西哥州美国太空港、伦敦泰晤士交通枢纽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继续完善。

      由诺曼·福斯特(NormanFoster,下称“福斯特”)勋爵创立于1967年的Foster+Partners,以“高技派”著称。事务所主席福斯特1999年获第21届普利兹克奖,该所代表作我们耳熟能详:纽约赫斯特大厦总部、法国米约高架桥、毕尔巴鄂地铁站,德国国会大楼改造,阿布扎比的马斯达尔可持续性总体规划,全球首创的生态办公建筑——位于法兰克福的德国商业银行大楼和位于伦敦的瑞士再保险公司总部大楼,近期完工的伦敦彭博社欧洲新总部大楼,以及位于库比蒂诺的苹果公司总部园区……

      Foster+Partners始终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在建筑环境中关注“以人为本”,通过一系列项目在世界各地率先提出了对能源、水、垃圾和运输等问题的一体式解决方案。7月24日,由Foster+Partners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合办的“可持续人居│共享的未来”展开幕,将一直持续到10月7日。事务所五十余年来的模型收藏、83岁高龄的福斯特老先生珍藏的手稿,还有视频资料,布满了1000平米的展厅,观众由此得以直观地了解Foster+Partners如何将建筑技术与结构工程、环境工程、城市设计、室内和工业设计、建模和电影制作、航空科学等进行整合,以及这种综合式设计手法如何针对场地、周边环境、使用者及当地文化量身打造出独特的设计解决方案。

      2012年,Foster+Partners开始与欧洲航天局(ESA)合作推进“月球基地(MoonBase)”项目,以月球表面的土壤为材料,通过3D打印技术来打印月球上的建筑,预计2030年能将10位宇航员送往月球居住,2040年的月球居住人数将扩大到百人。2015年,该所又启动了火星人类居所项目。

      Foster+Partners如今由140位合伙人共同拥有,并分成多个工作室且由高级合伙人负责日常管理,在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承接项目的历史也超过了30年。1979年,斯宾塞受命来到香港成立香港办事处。香港汇丰银行总部大楼的项目迈出了该所走出欧洲的第一步,这一项目“入乡随俗”地吸收了风水师的合理化建议;九七香港回归以来,又承接了赤腊角国际机场、启德邮轮码头和西九龙文化艺术区等多个项目。

      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个项目,则是2001年完工的上海久事集团总部大楼,这也是上海第一批由外方设计师担纲的项目之一,其40层楼的大楼顶部被设计成一个6层高的玻璃空中花园;此后,Foster+Partners受邀设计了上海世博会的阿联酋馆和西湖苹果旗舰店,杭州中信银行新总部大楼、上海外滩金融中心、虹桥万通SunnyWord中心等。其他城市,如武汉,最近五年来与Foster+Partners也多有合作,开启了解放公园总体规划项目、越秀国际金融汇项目、三阳路城区总体规划、泛海王家墩CBD总体规划——在三阳路城区总体规划项目中,建筑师团队细致走访了当地居委会和居民,了解他们的居住和社交需求,将在香港西九龙文化艺术区项目中积累的经验进行了提升,“每个项目都是针对每一个地方的具体场地、信仰、文化和气候的具体反应,没有一栋建筑是相似的”。

      51年来,Foster+Partners中标和承接的项目大多是火车站、桥梁、国际机场等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城市综合体、城市总体规划等大型或超大型项目,福斯特曾说过:“基础设施作为‘城市粘合剂’,将各城市要素紧密连接起来。与单体建筑产生总体品质相比,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无疑更为重要。”此次“可持续人居│共享的未来”展聚焦环境、社会和经济这三大领域,通过安居、社区影响、能源和碳排放、移动性和连通性、资源、水、土地和生态、未来规划、意见反馈、环境可持续性这十个要素来一一体现。

      在设计总监、高级执行合伙人的正职之外,斯宾塞也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RoyalColegeofArt,即RCA)院士、母校剑桥大学设计专业的客座教授,业余喜欢音乐、旅行的他参与设计过英国皇家学院沙克勒艺廊、大英博物馆大中庭、圣人盖茨黑德音乐中心、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等文艺类项目。在这次对他的专访中,并没有重复谈论那些如雷贯耳的大项目,“建筑师及其事务所作为业主和使用者”的问题反倒格外吸引我。我们也谈到了私人旅行中如何挑选酒店的小话题。

      受访人:斯宾塞·德·格雷(SpencerdeGrey,英国福斯特及合伙人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总监、高级执行合伙人)

      燕舞:我们习惯了从建筑设计师的角度来谈论接受委任的经典案例和作品,可具体到你们自己设计和正在使用的伦敦总部大楼,这次“可持续人居共享的未来”展所概括的安居、能源和碳排放、意见反馈、环境可持续性等十大要素,又是如何一一体现的?

      斯宾塞:诸多实践“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人居”的方法,在我们事务所创立之初就已经存在,或者说已现端倪。随着时代发展,建筑设计也会向前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当这种“可持续人居”的理念应用到建筑上,我们会再次回应它、重新思考它。虽然十大主题的概念是最近才固定下来,但如果分析以前的建筑,你会发现,许多老建筑、老项目也涵盖和体现了这些主题。当然,我们对这十大主题的理解、辨识度,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更为清晰的。所以,与创业之初相比,我们事务所有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来管理、协调各个项目的效果以及与十大主题的关系。

      只有真正投入使用的建筑才是最该关心的,比如它是否达到使用目的、检查得如何、审计得如何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伦敦总部大楼而言,我们自己就是这栋楼的业主和使用者,我们有一个关于它的非常仔细的调查研究,这些结果每年都会公布。如果你去我们的官方网站,就会找到去年的企业社会和环境年报(CSERreport),其中给出了这十个主题的相关使用和维护细节。每年事务所都会去查看并且检验每个项目的效果。这份年报从实践的角度,指出有些概念还是雏形、有些已经成熟,成熟的方面有能源使用——比起过去几年,我们大量优化了建筑物的能源使用。

      燕舞:最近这些年,中国大陆的一些建筑类新媒体或拥有国际旅游资质的公司,陆续推出了一些国际经典建筑的高端旅行线路,其中,参观建筑大师的经典代表作,尤其是其本人设计的“自宅”,往往是重头项目——20世纪前半叶和19世纪末期的很多建筑大师都有“自宅”。可是,越是晚近出生的建筑师,设计和建造“自宅”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越来越难体会到为自己“造房子”(中国建筑师、2012年度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语)或“造园”的乐趣了。您和福斯特勋爵有这样的“自宅”吗?如果没有,会不会觉得很遗憾?

      斯宾塞:我和诺曼没有“自宅”。建筑师拥有“自宅”越来越难,而且越来越贵,在伦敦更是如此。我就住在伦敦,在这里找到一个很好的地址来建“自宅”更是不可能的。从政策角度来说,英国的要求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同,可使用的地块都面向承建占地广、楼层高的大型房产的开发商。可使用且适合于建造独栋住宅的小块地皮变得很少,就算有,一般也是位于环境非常不吸引人的地点。欧洲(其他地方),在城市的中心区,传统上是在小的地块上进行小规模的开发,人们有机会与朋友共享一块地皮、一起建造“自宅”等,比起英国简单多了。所以你会发现,在欧洲(其他地方),许多人住在自己设计的房子里,然而在英国却很少。这是我个人的遗憾。所以,我能做的也就是买了一栋历史建筑并进行了改造,这是一个很棒的实践,但是它不是新房子。

      燕舞:您毕竟是建筑师,那装修自己的私人住宅和外出旅行选择酒店时,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标准?

      斯宾塞:首先,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会倾向于更小规模的酒店,而不是大型的国际化连锁酒店。其次,我喜欢去那种仔细思考过自己的设计的酒店,得让我感觉到在这个酒店背后,是有人在关心酒店的美学和设计的。如果酒店的设计感比较强,作为建筑设计师,我会比较感兴趣。当然,酒店本身的软环境,也就是服务,也非常重要,没有比住在一个富丽堂皇服务却很差的酒店更让人生气的了——这种事情真的发生过,我曾经挺喜欢一家入住的酒店,但它糟糕的早餐毁掉了我的好感。

      作为一个从业了几十年的建筑师,观摩、评鉴其他建筑师作品的这种冲动是无法抑制的。我喜欢去参观新建筑,喜欢参观我的同辈们设计出的建筑物,他们往往都很棒,你当然会赞赏这些建筑中所体现出的匠心。作为同行,首先对同行的建筑会有认同感,因为任何建筑都是通过建筑师的努力去实现的,我会从同行的角度去感受。有时候,我会觉得别人的创意很好,有些“嫉妒”,自己为什么没有这种创意?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些创意可能会有些问题。当一个画家走进一家美术馆观赏他人画作时,他的眼光一定是一个画家的眼光。同理,我,还有其他建筑师,在看他人设计的建筑时,也一定是用建筑师的眼光。所以,一个建筑师不加入关于一个建筑的争论、不思考它、学习它,是不自然的。对建筑的调查,你情不自禁地就会去做。当然,我的感受或者评判都是完全个人化的理解。

      燕舞:每一个建筑师和事务所都会声称尊重项目所在地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具体到贵所在香港、上海、北京、深圳、杭州、武汉等地,尤其是香港、武汉的代表性作品呢?

      斯宾塞:建筑确实应该尽可能地反映当地的语境、文化、气候和顾客需求,我们把这一点看得非常重要。在我们进行第一个海外项目——香港汇丰银行时,诺曼、我、还有诺曼当时的夫人一起参加了业主在香港举行的基本情况介绍会。当时有7家公司参与竞标,我们是唯一一家在介绍会后还留下来的公司。

      在介绍会进行的整整三天里,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在更多细节上理解这家银行是如何运行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银行里不同部门的员工交谈,从业主的角度来理解以后使用的办公室面积和不同部门有什么样的要求。第二件事,可能更为重要,就是与别人推荐的一位当地的风水师交谈。这帮助我们理解,在一个对我们来说全新的地区,其风水观的建筑传统是如何影响设计的。香港特别讲究风水。风水师觉得这个楼应该怎么摆、入口应该在哪儿,都把它画了下来,我们现在还保留着这张平面图。风水师很多有道理的建议,我们是完全采纳的。以至于,落成后首层的平面布局与他画的草图吻合度非常高,受到他很大的影响。风水的很多部分是与现实的气候、朝向、阳光射入的角度、建筑流线等有关,实际上,它持一种平衡的观点,这是很有趣的。

      从进行海外项目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把当地的习俗与语境看得非常重。作为从外面来的建筑师,你与生活在当地的建筑师认识事物有着不同的方式,这有利有弊。益处是,你带来一双新鲜的眼睛,能发现一些一直被当地传统习俗等包围的设计师或许未能发现的设计问题,但缺点是,你永远做得不够,你的猜测可能不是对的。这就是我们会与当地建筑师合作的原因,这样可以把当地知识的精华与我们这些外来者的经验结合起来。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在武汉三阳路进行的项目。我们做那个项目时,采用了一个很实际的方式,有点像现在您采访我。我们的设计团队到当地的社区跟他们的居委会联系,跟本地的街道办事处联系,通过这种方式把不同社区的人群聚集起来,通过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等方式,问本地居民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空间的要求、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有什么功能等。我们花了两个星期把三阳路周边所有社区走访了一遍,提炼出一个非常详细的反映当地人群诉求的任务书,从空间、功能等角度来看周边的人有什么需求,把他们的需求反映到我们设计的提案里面。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形成了一系列的街区、不同的空间,这并不是我们空想出来和建议的,而是本地居民有这样的诉求,我们只是实现了他们的想法。我们尽可能地重视了这些问题。

      我们的一些海外客户会说,我不想要结合现实,只想要欧洲或者美国的模式,我对语境不感兴趣。我认为这不对,但是,这种情形有时候会发生。

      燕舞:据说,贵所设计的千禧桥(TheMilenniumBridge)一度因为晃动过于剧烈而曾经被关闭过,福斯特先生甚至曾被英国小报称为“晃晃大人(LordWobbly)”。

      斯宾塞:许多建筑项目是非常复杂的,或许也会产生问题。我们非常重视这类问题,会与我们的客户一起参与进去,尝试解决问题。从设计初衷来说,千禧桥是一个步行桥,与公路桥和铁路桥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设计指标和标准,它本来就允许一定程度的振动。准确地说,千禧桥非常轻,本来就更容易晃动,在投入使用后,确实出现了舒适度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但这并不是安全性问题。那之后,我们介入了问题的解决,与当时的工程师奥雅纳一道提出了一个解决思路——几乎是看不见的:在桥体下装了交叉斜撑,提供了稳定性。加固的目的并不是结构性的安全加固,而更多的是舒适度的提升,让桥的振动更小。我们深度参与了整个过程,以至于参与解决千禧桥问题的工程师最后加盟Foster+Partners事务所工作了。

      燕舞:安全性始终是建筑设计的基础性要求,我也注意到,贵所参与设计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其屋顶据称是按照百年一遇的狂风抗击标准来设计和建设的,但是,这个飞龙造型的空气动力屋顶的局部,还是曾经于2010年12月10日、2011年11月22日和2013年3月9日被吹开过三次,甚至有网友就“T3航站楼屋顶会不会第四次再被风掀开”而打赌。

      斯宾塞:这是因为楼面的施工方为了缩短工期和节省成本,在我们设计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修改了我们图纸里的节点,最后,果然出现刮大风时,机场屋顶的一个部分被刮跑几次的情形。从我们事务所的角度来说,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最负责任的方式参与或者帮助业主解决问题。任何一个建筑项目都有非常复杂的体系,都可能会出现问题,有时候,无论你多么严密地监管它、检查它的建设进度,还是有可能出现施工和安装中的错误。所以,只能把它实施对、安装对。如果建筑出现问题,我们会负起责任并努力解决问题,这永远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如果你回避问题,就会陷入一个复杂的境地,反而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燕舞:虽然建筑市场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商业建筑和政治性建筑的符号意义还是有所区分的。1990年代贵所中标了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的改造项目,中标前是否遇到过德国国内某些来自民族主义情绪的抵制——觉得德国自己的“国会大厦”不应该由一个英国事务所来承担改造的设计?

      斯宾塞:那是一场非同寻常的激烈的竞标,它面向所有的德国建筑师公开招标,同时也邀请了12位非德国本土的建筑师来参与竞标。比较有趣的是,首轮竞标结束后,三位进入决赛的建筑师都是非德国国籍的。我认为,德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现了这件事的国家。试想,在英国,由一位德国建筑师来设计议会大厦,并不是说这完全不可能,但会相当难;在法国也会非常困难,并且我怀疑,在中国也是这样,这就好比人民大会堂请一个外籍设计师去设计。

      就像前面谈到过的对本地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理解与尊重,外来建筑师既有劣势也有优势,优势是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问题,劣势当然是缺少对本地的足够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跟本地文化结合是一个好的工作方式,为什么我们不同的海外项目总是需要有当地的设计师和合作伙伴来参与合作。

      正因为我们不是德国人,我们会更超脱于政治内涵、政治过程,我们的客户直接就是德国国会,这反倒成为我们的一个优势。无论是从评审流程看还是沟通流程看,我们非德国人的身份反而可能让项目实施过程更简单。虽然我们事务所中也有一些德国籍员工为这个项目工作,但我们毕竟不是德国事务所,因此,政治语境的控制性不像对于德国事务所那么强。可能德国方面知道我们是英国建筑师,所以认为我们不理解某些事情是有其理由的,也不会强求这种政治上的理解。

      (余正先生为本专访提供了现场翻译,孟亚琪听译和校对了英译中初稿,万谦副教授、肖靖博士亦有贡献,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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